1939年，小津与池田忠雄共同创作了描写接到召集令后主人公的心情为题材的剧本《茶泡饭的滋味》。这一题材应讴歌战争鼓舞士气的，但因为写得比较消极，审查当局审查剧本时被驳回，没能拍成电影。说这件事显示了不赞成军国主义的小津人道主义者的面目也未尝不可，但实际上小津只是不能够积极赞成军国主义，决不是消极地不赞同军国主义。（着重号为引者后加，下同）和他指责战后自吹曾“坚决反对战争”的家伙说“那是骗子”一样，那也是小津本来的心意。只是和1939的《茶泡饭的滋味》没有积极地鼓舞士气同样，小津于1956年拍摄的《早春》中讲“再也别打仗了”，“啊，让战争见鬼去吧”，如此等等也是消极的，犹豫不决的。这两种表现大概出自同一感情。我认为，那是出自这种感情：可以侃侃而谈个人道德问题，但一提到国家、民族、社会、政治之类，就有些羞于开口。如果说小津的道德是平民百姓的道德，那么这个平民百姓的道德基础就在于此。谈论个人道德个人能够负责，然而社会、政治问题即使谈论个人也难以负责。自己难以负责的事大谈特谈就觉得贻笑于人了。小津的这种感情表现为令人焦急的对社会的消极态度。但是不能否定，这种怕贻羞于人的感情中，的确包含着真正的平民力量，也使人备感亲切。因为这种感情表现为对社会或政治问题持消极态度的同时，对于自己认为正确无误的事物也坚持到底的态度。这种感情有时甚至带有敢于违逆时代风潮般的叛逆性。
或许平民一词应换言成工匠。虽说平民一般是非政治性的。然而实际上当政治成为时代潮流时，他们往往比政治性的知识阶级更加积极地采取政治性态度。那时候，他们如果对于政治仍然持消极态度，那无非是对政治问题毫不关心，不然就是相信自己由远比政治更有意义的事业与社会联系在一起，后者多见于对自己的才能抱有自信的工匠。小津的非社会、非政治的态度，就是对自己的才能抱有自信的工匠一类的态度。凡是相信自己的才能，对工作本身感到十分有人生意义的人，要求他们对社会和对政治表明某种态度，他们就以为似乎别人是在多管闲事。而且，他们认为，只有在做绝对有自信的事时才有资格对人趾高气扬，因而本能地憎恶那些没有充分把握便对人摆出一副领导者面孔的人，并把自己采取那种态度看作是非常可耻的。小津认为：“再也别打仗了”，“让战争见鬼去吧”之类的话是可以说的，但也许即使只说这样的话，他也感觉羞愧吧。
从中国战场回来后不久写成的《茶泡饭的滋味》，正是由这种羞耻感诞生的作品。时代已被完全涂成战争色彩，而小津被当作从中国战场凯旋的勇士。人们注视着作为一个士兵经过战争体验的小津将怎样地变化。但小津根本没有变化。自以为上过战场就有资格谈论战争，这对小津来说无疑是件非常可耻的事。小津一定会这样认为：自己毕竟是个有拍摄精彩电影才能的工匠而与社会联系的人，绝对不可能是发表一番关于战时国民应取什么态度的演说的人。
……其次我认为（《茶泡饭的滋味》中）“不管上战场还是留在东京，在玩命这一点上都是一样的”这句台词含义很深。表面上看，这不过是重复当时国家强制推行的国内一般平民必须以前线士兵同样的心情从事工作这一道德观，但是如果把它看作是小津本人的自画像投影于主人公身上，那么，可以认为这是小津自负心的表现，它表明，即使如《淑女忘了什么》那样的好莱坞电影式的、资产阶级趣味的情节剧我也是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拍成的。也许有人过早地认为影片中的主人公就是小津本人的自画像，但不能否认，接到召集令后先舒舒服服睡个午觉的主人公的形象，和从大阪启航赴中国战场时满不在乎地在明信片上只写一笔“去打一次仗即回”的小津形象，是一脉相通的。
大概小津在考虑战争与自己的关系时，首先规定了自己是拍摄好莱坞电影式作品的，一般说来与爱国主义思想毫无干系的电影匠人（或称艺术家也无甚差别），确认自己也是以士兵对待战争般认真严肃的态度对待工作的，因而没有丝毫必要改变自己。然后，他自问自答：那么在这种彻底的自我肯定的前提下配合战争，作品将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就这样，写出了这个电影剧本。就是说，小津在这部作品中费尽心机地试图配合战争。然而，审查当局却不认为这种程度的配合战争算作配合战争，倒是把它看做是一味追怀战前享乐风俗的作品（佐藤书，255页以下）